有一部分经历过长期的羞辱或虐待、绝症、至亲离世、战争、恐怖袭击等创伤事件的人们，反而从这些经历中获得了积极的个人成长。这些人被称呼为“幸存者”。幸存者这个词，一方面代表他们经历了负面的人生体验，同时更是一种力量的体现——这个词强调了“他们有力量度过了那些负面事件”。

    1995年，Richard Tedeschi 和Lawrence Calhoun提出了 “创伤后成长”（post-traumatic growth）的概念。创伤后成长是指一部分人在和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，所经历的积极的心理变化：在创伤后，个体发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、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识。不是每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，都会发生“创伤后成长”，那么，是什么让一些人发生了这样的创伤后成长呢？它是如何发生的呢？

    Tedeschi(2012)认为，能够引发创伤的事件往往包含以下特征：

a. 事件的发生是突然的、令人意外的或不寻常的；

b. 通常包含身体上的伤害，或者感到生命受到威胁；

c.会使人产生失控的感觉。

    在一些特定人生阶段的发生的创伤事件更容易使人脆弱，比如童年及20岁前后。然而，研究者却在一些幸存者身上发现，在与创伤性事件抗争的过程中，尽管痛苦仍未消失，但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新的、积极的心理变化。比如，针对被关押在越南监狱长达8年的前战犯的研究中惊讶地发现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被释放后，都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积极的个人成长。而且，那些经历最恶劣处境——反复的折磨、饥饿和肉体伤害的人，积极的成长会比他人更显著(Fretwell, 2013)。

1. 首先，当个体经历创伤事件后，我们会在三个方面受到重大的挑战：

    在管理悲痛情绪上的挑战，即如何控制和处理自己的极端负面情绪；

    在人生图式、信念、目标上的挑战，即如何处理自己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信念的怀疑，建立起新的、更高级的价值观和目标；（当创伤让你怀疑人生，你还得想办法重新树立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信念）。 

    在生活叙事上的挑战：如何摆脱痛苦的叙事，建立起新的叙事方法。叙事(narrative)，即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在故事中我们关注了什么，如何解读细节，不仅展示了我们（已经）是怎样的人，也同时塑造着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。对创伤的叙事，对象可能是他人（比如在互助组中），也可能是自己（比如写日记），但都会逼迫我们去直面创伤事件，直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。

2. 大多数的个体会进入反复的思考，即沉思（rumination）。一开始，沉思大多还是无意的（automatic）、侵入性的（intrusive）（侵入是指不受你自己控制、明明不愿意去想却总是钻到你脑子里），这些思绪会自动进入我们的脑海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反复进行和创伤相关的思考。

在沉思的过程中，有一部分人能够自己减轻悲痛的情绪，对被动的沉思过程进行管理，进入主动、有意的（deliberate）沉思。还有一部分人，则会去外界寻求支持。他们会通过沟通、祈祷等方式来对他人进行自我暴露，并从其他榜样人物（比如心理咨询师）那里获得关于如何认知、如何处理的模范学习和支持，获得生活叙事的新视角，从而进入主动的沉思。

3. 进入有意的沉思后，个体就能逐步改变认知图式（即你认识世界的一些基本框架）和叙事方式，进行新的意义发现，从而获得创伤后成长，并获得人生智慧（wisdom）。获得人生智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它会使我们“不断地平衡反思与行动，衡量已知与未知，更能够接受人生的种种矛盾之处，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与人类存在相关的基本问题”。